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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九月 要在花蓮辦的 覺醒工作坊 因颱風延到十月

沒想到十月又要延到十一月 因為梅姬颱風 路過 巴士海峽 就連東台灣因東北季風共伴效應

造成蘇花公路斷了 台鐵鐵軌淹水 停駛

這是我第一次 真正意識到 氣候的詭譎多變 也會造成工作上很大的風險 

火車票 我買了又換 換了又改  學員也是吧

如果氣候的異常成為常態

你我 都有可能在 有生之年 成為氣候異常的直接或間接難民

問題與挑戰 總是逼著人 做更深刻 更久的省思  直到成為改變的意願      而且需要更多人的覺醒 更多的人

才參與並匯集為集體意識推動的力量

沒有了安全的家園  哪來的人民  沒有了人民  哪來的選民  參選人應把對治氣候異常的政策納入政見

分享幾篇文章  看見真相

最近看了  幸福的真義 水知道 這本書 並轉貼 書中照片 有許多則 的呈現   都令人為之動容  

 意識的力量 意識的提升  來自我們心的綻放   當我們對萬物禮敬並改變我們對待的態度

 產生了不可思議 又立即的轉變

尤其是水分子的結晶到溶解 只是短短的兩分鐘  就能讓我們目擊 著個轉變

  

右是 東京所澤的雨水 三年前 因燃燒垃圾導致戴奧辛污染問題  不過隨著市民意識高漲並尋求改善後

左是現在的雨水 分子結晶物

  

  感受到五百個人的愛的水         祈禱的力量改變世界    五百個人 從日本各地一起向水送出愛的氣

 

  父母親的老家在東石 很久沒回家了  一回家卻是清理 水患造成泥濘不堪的家

淹到床的位置

真正的改變之前 需要觀點的改變  

治水,要從哪裡下手?專訪土木系教授李鴻源副縣長

撰文 張國儀

    

今年七月份的颱風,吹得臺灣風雨飄搖,更吹皺了臺灣的一池『水問題』。為此,杜風特別採訪了土木系 水利組 教授、現任台北縣副縣長的李鴻源,來談談以他的觀點,目前臺灣因應水災問題時該聚焦的關鍵何在。

 

 

從因應氣候變遷開始
身材高大、聲音宏亮的李鴻源,一坐下來開門見山地就說:「要治水,先從因應氣候變遷和國土規劃開始吧!」翻開手上的資料,李鴻源提到,全球海平面及溫度不斷上升,且上升的速率在過去一百年中也不斷地加快(未來一百年將有更急遽的變化),預估到了2100年,全球平均溫度將升高1.8~ 4.0℃ ,而海水位也將上升10~ 20公分,甚至可能達到 59公分之多。這,就是活生生地在我們眼前發生的氣候變遷。然而,目前臺灣的治水措施,依然全部仰賴工程手段,築堤防、建抽水站、水門、排水系統,「就像是用銅牆鐵壁把都市整個包起來一樣」,這是治標不治本的作法,因為隨著全球氣候變遷,預測雨量將越來越困難,我們再也無法確知接下來的這一場暴雨,究竟會不會淹過我們所築起的銅牆鐵壁…誰也不敢保證。「氣候變遷後絕對會產生極大的風險,而我們對這個風險的回應,就是國土規劃。」李鴻源語氣肯定地說。

海平面上升,造成土壤鹽化
李鴻源提到,全球海平面上升,不只是淹水而已,首先要面對的就是鹽分入侵所造成的土壤鹽化問題。而土壤鹽化後,首當其衝的就是糧食問題,因為原本所種植的作物品種將無法在鹽分過高的土壤中生存,糧食短缺是必然的狀況。「歐洲人已經開始在研究耐鹽作物了。」李鴻源說。此外,海平面上升、溫度升高,也勢必將影響洋流與風向。由此來看,光是海平面上升所造成的土壤鹽化問題,就牽動了一個國家的農業、漁業、林業、生態等各方面,淹水問題,在這裡反而顯得微不足道了。

旱災,比水災更可怕
談到氣候變遷,李鴻源很坦率地說:「大家好像只擔心水災,說句實話,淹水,咬牙忍個兩三天就過了,沒什麼大不了,我比較擔心的其實是旱災。」他提到,臺灣大約有大小水庫五十座,一年總蓄水量約二十億噸,不過,臺灣的水庫可以說是處於捉襟見肘的窘境。北臺灣的用水,完全仰賴石門水庫與翡翠水庫,「所以,石門和翡翠水庫完全不能出任何一點差錯。」李鴻源解釋,臺灣的所有水庫都一定要在颱風季節結束之前裝滿才行,而這些積存下來的水要一直用到春耕、梅雨時分,有時梅雨季節水庫都快見底了,如果該年梅雨不來,狀況就不堪設想;如果梅雨季節把水庫裝滿了,這些水則要繼續用到七、八月颱風季節,水庫才能再次裝滿,臺灣的水資源也才不至於出問題。臺灣的水庫一年要裝滿三次,而石門水庫則因為泥沙淤積的問題,要裝滿四次才夠用,所以,只要氣候改變、颱風路徑改變,「我們的水資源馬上就會出問題,非常嚴重的問題」李鴻源搖頭說道。

李鴻源也提到,這幾年由於氣候變遷,雨量變大,石門水庫的淤沙量達到七千五百萬噸,將近水庫1/4的庫容量,計算起來北台灣一年等於已經少掉了三億噸的水。說到這一點,李鴻源表示,完全依靠石門水庫供水的桃園地區,未來很可能會出現缺水的問題。他感嘆地說道:「這些水的問題、災害的問題,從來都不是我們政府重大決策的依據,這就是臺灣最大的盲點。」

台北盆地,能住多少人?
除了水資源的隱憂,李鴻源也對臺灣城市的高度都市化感到憂心忡忡,特別是台北縣市。「從來沒有人思考過這一個問題:台北盆地可以住六百萬人嗎?」他問道。台北盆地目前還繼續以每年增加三萬人的速度成長著,高度都市化後,由於人口集中,水資源與垃圾問題只會日益惡化。李鴻源說:「台北盆地這麼擠,都是高樓大廈,非淹水不可。」談到這一次颱風造成高雄、台中地區的大淹水,李鴻源認為主要的原因是,都會區密高樓林立,不但水泥與柏油路面阻斷了原本可以將雨水滲透至地下的通路,更重要的是,我們在規劃都市發展時缺少了讓水有處可去的『滯洪』概念。而這幾次颱風台北沒有淹水,李鴻源則說:「只不過是運氣好,雨沒有下在台北罷了。」

這種種水資源短缺與雨水氾濫的問題,看在李鴻源眼裡,只有一個辦法可以真正解決,那就是:國土規劃。以荷蘭為例,他提到,荷蘭人口一千七百萬人,國土面積四萬平方公里,而且大部分的國土都在海平面以下,但是,荷蘭人口雖密集,卻很少見到高樓大廈,因為他們沒有一個城市的人口超過一百萬人。李鴻源說,荷蘭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把全國當作一個整體,來進行國土規劃。他們首先整合全國的研究中心,提出具體的規劃方案,接下來再與銀行、商會、農業、林業等產業溝通協商,最後再經過政府部門施行。過去,荷蘭以填海造陸為傲,但現在,他們決定將部分填出來的陸地還給海洋,讓岸邊的陸地成為自然的滯洪區,並將經濟命脈鬱金香的種植區往內陸遷移;此外,荷蘭境內沒有山,全國的用水都來自地下水,荷蘭人知道地下水將會鹽化,所以開始尋找替代水源;荷蘭人也知道,由於全球氣候變遷,風向將會改變,所以機場與海港的航道也需要跟著改變。為了因應氣候變遷而做出國土規劃,荷蘭動員了全國的產業,並將之做了一番大更動。

李鴻源認為:「要這樣做,第一個要改的就是法規。」他建議,未來應該先修改建築法規,明文規定所有建物開發案都要規劃出滯洪區,像是可供滲水的開放空間、人工湖或生態公園等等,才能取得建照與使用執照。李鴻源也說,如果不能先立法來規範,成效必定不彰。然而,除了以法規來強制執行之外,更重要的一點,則是全國人民的共識。「這些措施用講的都很容易嘛,但真的要做的話呢?那需要全國人民都認同這是唯一的辦法才行。」李鴻源說,「所以,要與民眾進行對話。」

以嘉義東石鄉為例
談到與民眾對話,李鴻源以親身與嘉義東石、布袋居民溝通一事為例,說明其實這並沒有想像中的困難。

嘉義地區因為超抽地下水而導致嚴重的地層下陷問題,多年來一直是所有人避而不談的問題。而這些地區只要每逢初一十五大潮就進水,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十多年之久。李鴻源提出數據表示,彰雲嘉地區一年要抽六十億噸的地下水,等於是臺灣一百五十座水庫的水,而且地層每年持續下陷十到 十八公分 。如果以目前一度水九塊錢來計算,六十億噸的水就是五百四十億新台幣。李鴻源說,水利署目前計畫投資一百六十億來整治彰雲嘉地區的地層下陷問題,未來還要加碼到二百五十億,雖然大家心知肚明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地層不斷下陷,但卻完全沒有人敢說一句:『不要再抽地下水了』。原因是,大家都認為,要讓抽地下水的養殖漁民停止從事養殖業,斷了他們的生路,一定會造成極大的反彈。然而,親自與漁民溝通交談後,李鴻源發現其實不然。

從事鰻魚養殖的漁民,從一開始就得投入一千萬的資金來買鰻苗,而這些魚苗僅有七成能長大,並且還得看老天爺幫不幫忙,養殖過程中只要一淹水,他們馬上就破產。對漁民來說,這其實是飲鴆止渴,但他們別無選擇。李鴻源花了數百個小時與漁民對談,發現如果政府能夠輔導漁民轉業,他們其實也很樂意脫離從事養殖漁業的艱苦生活。李鴻源的建議是,請漁民將魚塭租給政府改做為滯洪池兼人工濕地,並用滯洪池挖出的泥土來將村子墊高。此舉不但保護了生態環境、讓地層停止下陷,更可以靠自然的方式來防制災害,並且將該地區發展為觀光休閒的好去處,讓原本辛苦的漁民們可以轉型從事觀光產業。

不過,計畫雖已寫好,漁民同意、縣政府也同意,但問題是,送到政府單位去,五個部、十個局署,卻找不到中央主管官署,以致遲遲無法執行。李鴻源兩手一攤,說:「這些,全都不是工程問題!」

臺大,應該站出來將各領域整合
前面談了這麼多有關國土規劃以及生態防災等觀念,李鴻源大聲疾呼,身為臺灣教學研究龍頭的臺大,應該要負起領域整合的責任,「今天臺大所有系所教的東西,都只是一個片段,沒有整合,就不會出現全面的樣貌。」李鴻源說,臺大自己應先有一個跨系所的對談,成立永續發展學院,或永續發展學程,使所有領域之間能彼此互通有無,讓每一項專業領域都充分發揮在更全面的事物上才是。在此,李鴻源也舉了個例子,他提到,荷蘭的土木系學生在專業課程之外,還必須修習相關的法律課程,如此一來,在面對實際問題時,便能有足夠的知識去構想出更具體、更完整的解決方案。

李鴻源說:「解決淹水問題,光看水是沒有用的,要看全面的規劃。」

另一篇 荷蘭治水

幾年前蘆洲的一則新聞:一場社區大火奪走了八條人命,追究火災的原因是一個六歲的小孩,趁媽媽午睡的時候玩火柴,最後媽媽被判有罪。大家每每在事件發生之後急於緝凶,而忽略了事件背後結構性的因素:如果一個六歲的小孩用一支火柴就可以燒掉一個社區,這樣的社區安全是何等的脆弱。同樣的場景也毫不意外的發生在歷次的台灣水災,大家急於追究排水機房是不是故障?排水管有沒有疏通?更甚至是誰去理髮、睡覺或是吃大餐,大家急於去找尋「真兇」,卻忽略了水災背後的結構性因素。

荷蘭在19931995發生兩次嚴重的大水,這兩次大水讓向來對自己的水利工程十分自傲的荷蘭人,認真地檢討該如何讓這個低地國如何因應未來可能的水患,「三角洲委員會(Delta commission)」就在這樣的背景產生,和台灣不同的是,這個委員會除了水利專家外,也集合了都市計畫、土木工程、更甚至社會學家與心理學家,在這群不同領域專家的激盪之下,「還地於河(Room for the river)」、「與洪水共存(Living with floods)」成為荷蘭基礎的治水方針,也是目前全世界最先進的治水觀念,很明顯的他們已經不再視水災僅是個單純的水利技術問題,而是整體社會結構性的問題,對抗水患不單只是某些官員、專家的責任,而是關乎整個社會對土地與環境價值重新思考,否則當土地僅僅被視為經濟發展的生產要素之一時,怎麼可能擠出土地還給河川?

 很可惜的這就是台灣目前解決水患必須首要卻遲遲不能解決的問題,刺激房地產升值的推波助瀾之下,城市的密度越來越高,這也讓防洪的難度越來越高。舉例來說,高雄擁有全台灣最完備的雨水排水系統,卻只有五年的防洪頻率,而且幾乎沒有提升的可能,為什麼?因為整個路面下佈滿了各式都市維生管線,要整合這些管線就遠遠超出水利專家的能力。這也似乎說明了為什麼台灣每年投入這麼多預算治水,水患依舊每年威脅台灣的原因。

 淹了兩次大水的荷蘭中能痛定思痛重新檢視過去錯誤的水利政策,以因應未來氣候變遷的新挑戰,想想二十一世紀已經淹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台灣,如果仍是用「緝兇」這種包青天審案的方式來面對水患,相信台灣真的會永遠與水患共存。

作者簡介
鍾振坤,畢業於台大城鄉所,研究所讀四年有三年的時間在反濱南工業區,之後擔任綠色旅行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推動環境鄉土教育。有感於台灣對環境相關論述之缺乏,2008年至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專攻水相關議題之研究,現於Urbanism 下之U-lab的三角洲變遷研究小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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